经济观察
经济观察(第6724期)
政策观察
国内将推财政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限时转化制度
7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双创”推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对保障和扩大就业、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营造融合、协同、共享的“双创”生态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创业创新实效,会议确定,一是创新政府管理。加快推动涉企证照登记和备案的各类信息整合至营业执照,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对内外资企业推动实施一个窗口登记注册和限时办结。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推广自主申报。全面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推进跨省经营企业部分涉税事项全国通办和手机银行等多元化缴税方式。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适当放宽互联网教育等行业准入条件。对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二是优化“双创”服务。探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率先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限时转化制度,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转化的,可由国家依法强制许可实施。简化专利等无形资产评估备案程序,实现协议、挂牌或拍卖定价。大力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推动财政资金购置的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快速协同保护体系。三是拓展融资渠道。支持地方性法人银行增设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小微支行等。推广专利权质押等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并支持保险公司提供相应保险服务,鼓励地方政府提供风险补偿或保费补贴。稳步扩大创业创新公司债券试点规模。推动国家出资的基金设立扶持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的创投基金。探索对创投孵化器等比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政策扶持。四是促进产业升级。五是强化人才支撑。适应新型和灵活就业形态,完善社保、税收等相关政策。简化外国高层次人才办理在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证件程序,开展安居保障、子女入学和医疗保健等服务“一卡通”试点。
形势看点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叠加将加大地方政府压力
7月10日,环保部开展了大规模的环保约谈,同时约谈了吉林四平市及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荥阳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7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据悉,此次约谈主要对象是环保部2017年6月组织的专项督查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中发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其中,四平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应于2015年底前建成,但至今尚未建成,主城区每天约4万吨污水直排环境;公主岭市区每天约3万吨生活污水直排环境;景德镇市区西部片区约15万人生活污水直排环境。同时,衡水、淄博、荥阳、长治高新区整改工作缓慢,其中在今年6月1日,衡水市上报17家突出问题企业完成了整改,但巡查发现实际完成整改的仅4家,整改工作不严不实。有报道称,在整个通报问题过程中,7市(区)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表情凝重,感到内疚、震撼。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的确触目惊心,这也是高层严厉督查环保的理由。安邦咨询(ANBOUND)还要提醒的是,经济发展与污染问题如果出现叠加,则地方政府的压力将会更大。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比如河北省、湖北省、山东省、山西省等地。
非户籍人口落户比例未达预期的原因何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再结合日前发改委组织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6》看,针对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问题,虽然近三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累计提高了5.5个、3.62个百分点,但政府还只是解决了一部分人的落户问题,实际落户进程不及社会预期。发改委官员对此分析指出,不及预期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目前有些地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过多考虑落户后增加的短期成本,而忽略敞开户籍大门带来的人口红利和远期收益。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竞争,而人力资本既包括高端人才,也包括普通白领和蓝领阶层;第二,虽然2016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人地挂钩、人钱挂钩配套政策,但政策完全落地、真正发挥激励作用还有一个过程。据发改委了解,截止今年2月底,全国只有16个省份出台了省级财政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4个省份出台了“人地挂钩”实施办法,由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没有建立,地方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第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自愿选择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农村各种条件逐步改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小,一部分农民工不太愿意再进城落户了,最主要原因是农民不舍得附加在农村土地上的各种权利。因此,今后需要探索一种机制,让这种权利有变现或自愿有偿退出的渠道和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债务-通缩”螺旋
“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是指经济主体的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的萧条。近期穆迪调降了中国的主权评级,让中国经济的债务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穆迪的降级并不合理。他认为,债务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风险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风险,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中国的可贷资金非常充足,资金成本也可以保持低廉,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大的空间保持高债务/GDP之比。在他看来,通缩才是中国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陷入在产能过剩导致的通缩中。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年增长率也徘徊在1.5%左右。2016年10月,PPI增长由负转正,表明债务-通缩螺旋已经被打破。但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好光景后,后续PPI增长率再度由正转负,这表明现在还不是考验通缩的时候。而与此同时,价格飙升的房地产市场遭到政策调控,这有可能让投资延后,从而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因此通缩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错误的决定可能让中国重新陷入债务-通缩螺旋,其给中国的经济稳定所造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债务/GDP比率的风险。余永定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债务尤其是企业债务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确保实际增长率与潜在水平保持一致,防止经济重新陷入债务-通缩螺旋是更紧迫的问题。中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平衡。
国内投资回报率走低是资本外流的原因之一
近期有关部门限制资金外流,不少企业的对外大额投资收购都遭遇阻碍。不过,有一个机构的对外投资可能例外,这就是中国投资公司(CIC)。作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正在寻求向境外分散投资。2016年是中国对外投资创纪录的一年,管理规模达8140亿美元的中投公司的投资也从国内资产转向境外投资。要指出的是,正是中投公司对巨额跨境交易的投资,推动其2016年境外资产的回报率达到6.22%。中投公司在去年的业绩,代表着该集团在2015年取得3%左右的负回报率后,强有力地扭转了局面。中投公司称,自10年前北京方面成立该公司以来,其实现了4.76%的累计净年度回报率。由国务院控制的中投公司没有明确说明境外资产回报率改善的原因,但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该集团成为中国最具收购意识的跨国买家之一,对这类交易投资了约190亿美元。中投公司2016年的对外投资激增,使该公司当年在境外进行的并购几乎三倍于2015年(支出64亿美元)。与创纪录的2016年相比,随着监管机构对资本外流加强控制,今年中国企业的跨境交易流量开始放缓。然而,作为国家的投资部门,中投公司似乎不受资本管制措施的制约,做成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中资对外投资。对比当前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我们不难看到中投公司2016年投资业绩由亏损转正的根本原因——对外投资。由于海外资产价格上扬、美股持续上涨,中投公司的投资回报也随之上升。实际上,这反衬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正在趋势性地走低。资金都是逐利而行,要想根本扭转资金流出国内市场的趋势,最终必须提高国内市场的投资回报率,要么股市上涨,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企业有钱赚。如何实现这一点?这是当前决策层和政策部门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国企改革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
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按照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当前,国企正掀起一轮大规模整合热潮。比如,煤炭生产商神华集团正在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就合并事宜举行谈判,这是整合电力行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如果该交易获批,合并后的集团将拥有2620亿美元资产。今年3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各自的上市子公司表示,它们未上市的母公司将进行合并,缔造一家拥有800亿美元资产的集团。实际上,十多年来合并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特征。中国目前有102家央企,而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央企有189家。但问题是,国企合并之后就能完成上述国企改革的目标吗?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国企改革必须厘清几个基本的判断:(1)国企发展的目标是保证基本的国计民生、公共服务、资源保障,要追求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不是市场层面的开疆拓土;(2)国企与民企将会长期共存,混合所有制将会继续增多;(3)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强大,增量应该来自民企,或者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而不是国企。
新能源汽车“全民造车”的势头令人担心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启了“全民造车”模式。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国内共有202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项目落地,涉及投资金额为10262亿人民币,已公开的产能规划达到2124万辆。要知道,这是中国计划在2020年达到新能源汽车产销200万辆目标的十倍。如果加上2013年和2014年落地的项目,初步估算,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层面的投资已经远超1.5万亿人民币。在地区分布上,除了港澳台地区,新能源汽车投资已经全面覆盖内地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有135个城市有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共有20个省开工建设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究其原因,来自政策上的鼓励是万亿元投资的原动力。201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2016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再一次明确新能源汽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位。截至目前,除了港澳台,全国所有省份都发布了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规划和补贴措施。在市场层面,对于投资方和地方政府而言都是利好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大力投资新能源汽车时,企业需要理性思考资金(钱从哪儿来?)、技术(续航焦虑如何解决?)、品牌(消费者认不认可?)等方面的问题。否则,盲目的跟风投资将加大投资的风险。
房地产商争抢三四线是背着“炸药包”前行
在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楼市调控收紧的背景下,三四线城市成为房地产企业争抢的地盘。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指出,目前大批三四线城市房价已经突破1万元/平方米,其多聚集在“环京”、“环沪”城市圈中。其中,廊坊、香河、固安等地房价突破1万元/平方米已经较为常见,但太仓、景德镇等这类城市的房价也正在迈入“万元聚乐部”。以太仓为例,在一线房企进驻之后,目前起始楼面价已经超过4000元/平方米,若加上开发商争抢之下的土地溢价空间,不少业内人士预估明后年入市的项目可能要迈入“1.2万元时代”。杨现领认为,三、四线楼市“量价齐升”的背后,除了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的外溢外,主要还是通过货币化的补贴形式加杠杆造成的,比如在房价上涨快的三四线城市,国开行和农行的棚改专项贷款均大幅增长,由此支持了近两年来棚改货币化安置规模的大幅增长。当然,三四线楼市也不乏投资性需求的推动,这是一二线城市政策限制之后资金流动性带来的。但需要警惕的是,目前三四线这一波上涨可能已经提前透支了这些城市的需求。目前来看,支撑三四线城市楼市量价齐升的购买力主要还是棚改带来的改善型需求,但这一批需求的释放持续性较弱,几乎在这一轮房价变动中得到了一次性释放,其后遗症则是后期换房需求变弱,到了今年下半年预计就会出现交易量下滑的现象,而开发商今年大量购置的土地则会变成潜在库存,考虑到三四线吸纳人口能力较弱,预计这批库存在未来两三年内都将难以消化。对此有业内人士明言,一些开发商就是在是背着“炸药包”前行。
文化创意产业园应避免沦为吃补贴的“政绩工程”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力度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国内许多地方的落后、废旧厂房与文创企业相互融合,并在政府的孵化下,相继成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然而很多产业园区只是沦为了吃地方政府补贴的“政绩工程”。实际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最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2008-2012年间,共建成各类园区1122座,年均增长速度为4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正常运作的园区在2506左右,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多达500余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33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0家,分布于全国各地。但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吴江波曾表示,数量众多的文化产业园区中,有70%以上处于亏损状态,真正盈利的不超过10%,国内真正称得上“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园区不到5%,众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定位、可持续发展、融资等方面都隐患丛生。对此,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也表示,目前很多“文化产业园”只是从地方政府的预算里拿补贴,商业模式主要基于办公场所出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创新。至今,我国文创产业园还处于粗放型阶段,在没有创新人才、市场等要素的支撑下,就跟风大规模建设产业园区,而且在后期孵化上也是“撒手掌柜”,仅仅做一些基础设施改造、土地使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的基本服务。但是,创新是人才、智力聚集的成果,光靠简单的企业集合、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
重要的不是央企赚钱,而是央企赚钱的环境!
今年上半年,央企再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收入利润双创新高,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比,虽同处宏观经济承压的大环境,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繁荣态势,值得令人思考。日前,据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介绍,今年上半年,102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已经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每户平均营业收入为1225亿;累计实现利润总额7218亿元,同比增长15.8%,净利润5353.2亿元,同比增长18.6%,每户平均净利润为52.48亿元。特别是,6月为今年以来单月利润历史最好水平。在102家中央企业中,有99家企业盈利,其中29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20%,只有三家亏损。据国资委发言人表示,除了国家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外部因素外,央企结构改革、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对上半年业绩改善作用明显。然而,如果暂不考虑行业、规模等因素,通过对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央企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央企的赚钱能力令人惊叹。据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16.2万亿元,每户平均营业收入为323亿元;税后净利润总额达6976.6亿元,每户平均净利润约为14亿元。同期,央企累计营业收入23.4万亿元,净利润总额达12326.7亿元。500家民营企业的创收却远不及这100多家央企。此外,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6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84家央企上榜,虽数量上仅占500强企业的16.8%,但在营业收入、净利润上占比达七成。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央企赚钱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有央企赚钱,而民企、外企不赚钱;或者只有央企赚钱容易,而民企、外企赚钱却极为艰难,那么这样的市场环境就值得思考。
中美石油贸易的经济价值与政治价值都值得重视
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最初只是涓涓细流,如今已变为滔滔洪流。2017年前5个月,中国从美国日均进口原油近10万桶,是2016年平均水平的10倍。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前5个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同比增加13%。与此同时,在美国原油开采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在2015年解除了实施近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颠覆了石油贸易的格局,加之中东地区的政治不确定性(包括上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四国与卡塔尔断交),诸多因素合力打开了美国对华原油出口的阀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对华原油出口激增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虽然扩大美国天然气对华出口一直是侧重点,但石油贸易或将成为削减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对此,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石油,除了商业上的需要,现在还有政治上的需要,可以成为中美贸易的一个极大的筹码。原因在于,中国进口美国石油可以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同时可以提振美国的石油生产,这两点都是特朗普所看重的。
分析评论
孵化器泡沫与政府作为
在“创新创业”的浪潮之下,国内各地大力推动建设各种支持“双创”的平台。其中,“孵化器”——支持初创企业成长的服务型平台成为各地政府热衷的双创项目之一。近两年,已经有大量的孵化器平台作为创业创新的载体应运而生。
不过,中国的事情就怕“一窝蜂”。各地争建孵化器的结果就是孵化器数量迅速增加,开始形成泡沫现象。在中国产业领域创新能力最强、创业活动最活跃的深圳市,也开始出现了孵化器泡沫。深圳是最有能力媲美硅谷的亚洲城市,是全球科技链的重要一环。苹果和谷歌在深圳生产智能手机,腾讯和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总部也位于这里,中国著名的电信制造和服务企业华为也出自深圳。此外,深圳还有数千家试图效仿这些巨头的创业型企业。在科技领域,中国政府提出打造科技行业实力的目标,深圳积聚了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大量风险资本。
不过,深圳的孵化器泡沫正在增多。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近450家创业孵化器,有8500多个创业团队入驻。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孵化器。深圳以科技业为重心的南山区计划再建设15家创业孵化器,预计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1000家。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深圳业内人士称,“我感觉创业孵化器模式现在正出现泡沫”,“如果你去一些孵化器看看,你会看到大量空间空置”,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创业型企业,“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如何赚钱”。南山云谷创新产业园运营总监张明芬表示:“现在深圳有太多的创业孵化器。”她表示,有一些孵化器只是把空间转租出去,不提供营销、法律和技术建议等创业型企业需要的服务。资本泡沫和孵化器泡沫,正在推高创业型企业的估值。
对于深圳的孵化器泡沫问题,安邦咨询(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需要辩证地来分析。首先,适宜的创新创业环境需要一定的泡沫,这可以称之为“创新冗余”——指围绕创新创业所投入的资金、人力、设备和资源等,超出了创新企业成功的需要。好的创业环境需要保持一定的“创新冗余”。这些看似过度的投入,其实是成功的创新所需要的土壤。不过,“创新冗余”也要有度,不能过度堆积资源,如果像现在一样处于资本过剩局面,过多的风险资本追逐科技创新,结果出现“资源臃塞”,那实际上是在毁灭财富。
其次,深圳的孵化器泡沫过大,与政府的持续推动有关。现在,国务院力推“双创”,上行下效,深圳的产业环境、创新意识、创新要素都不错,如果再继续由政府做高强度的创新投入,建立过多的孵化器,就会加剧“资源臃塞”。很简单,一个城市不能所有的区都搞创新,正如一个城市的空间不能全部都用地搞房地产一样。因此,政府不要把创新当成项目来搞,更不要全面开花。
第三,政府支持创新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一个城市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创新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服务。这种环境是创新的外部环境,比如一座创新型城市的资产价格(房价)不能太高,否则年轻人根本无法承受,会觉得没有希望。因此,政府就应该尽力保持不要推动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当市场推动的创新成熟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不宜再直接插手企业创新活动,可以提供规划、引导、配套服务、中介服务等,但政府不要直接上手去搞创新创业,不能直接去跟风险投资抢生意。要强调的是,环境创造是政府鼓励创新时的主要投入点。安邦研究人员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即使在深圳这样的创新城市,政府对于如何真正鼓励创新创业,也并非全都到位。很多时候政府建起了孵化器硬件——创业的房地产,但对进一步如何提供软服务,则并不了解。不少深圳业内人士称,深圳过去成功的关键是,政府给政策但并不多管,这造就了深圳经济发展的繁荣。
深圳出现孵化器泡沫值得关注,既有正常地保持“创新冗余”的原因,更有政府过度推动、过度投入和直接干预的因素。调节好政府作为的尺度和空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市场化的创新创业最需要的发展环境。
金融数据
最新股市行情2017年7月12日
中国股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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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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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 |
178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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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股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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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时100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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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DAX30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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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股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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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道琼斯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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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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