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观察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对农村土地改革突破不大

5月23日，国土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是，列举了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将国防和外交、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界定为公共利益，不符合公共利益范围的退出征地范围。《征求意见稿》明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等方式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国土部表示，基本思路是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交易制度相衔接，实现同地同权。《征求意见稿》调整了征地补偿制度。按照现行法律，征地只能按照被征土地的原用途补偿。耕地征收补偿最高不能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征求意见稿》没有采纳市场价值补偿的思路，但提出，“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给予公平合理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规定，农民住房不再作为地上附着物补偿，而是作为专门的住房财产权给予公平合理补偿；同时通过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物业，将被征收土地的农村居民纳入相应的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等，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对于宅基地改革，此次《征求意见稿》的赋权有限。这次法律修改有几点：一是明确在城市规划区内、人均土地少、无法实现一户一宅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居民实现户有所居的权利。二是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将宅基地审批权限下放到县、乡，切实保障农民依法取得宅基地的合法权益。三是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鼓励进城居住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实现宅基地的财产权。从当前试点地区看，15个地区共退出宅基地2万余户，占总户数的1.5%左右。国土部认为，这既可逐步有序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资源和财产权益，又能够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四是完善宅基地违法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对农民宅基地的赋权仍十分有限。农民和市场最关心的流转权、收益权，并没有充分实现，仅放行“自愿有偿退出”，其流转交易限于集体内部。《征求意见稿》表示，“国家鼓励进城居住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腾退出的宅基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协商回购，主要用于满足本集体内部的宅基地再分配，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整理利用。”

形势看点

国务院称未来三年每年改造棚户区500万套住房

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确定了后三年棚改目标任务。会议认为，棚户区改造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棚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过去8年已使8000多万住房困难群众“出棚进楼”，既改善了民生，也带动了有效投资消费和去库存。未来将针对目前一些地方棚改推进难度加大、配套建设滞后、融资困难等问题，要落实各项支持政策和地方责任，加大督查力度，管好用好棚改专项资金，完善水电气热路和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提高入住率，在商品住房库存量大、市场房源充足的市县，进一步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确保完成今年再开工改造600万套的棚改任务。会议确定，实施2018年到2020年3年棚改攻坚计划，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和金融、用地等支持，以改革创新的举措、坚持不懈的韧劲啃下“硬骨头”，兑现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承诺。此外该会议还决定设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提升职业水平。并部署深入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打造更加开放便利的营商环境。

工信部称“中国制造2025”适用于境内所有企业

5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在“中国制造2025”组织实施过程中，工信部始终持相关政策措施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原则。他以本月首飞的C919大飞机为例指出，其便是中外企业合作的典范。辛国斌特别提到，在扩大双方合作中，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发达国家有不少技术、设备和产品对我国实行出口禁运和严格限制。中国希望中外双方今后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合作，也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到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中来。辛国斌还透露，下一步，将择优创建一批“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争取在金融、土地、人才以及改革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我们在这方面有太深刻教训，要防止地方一哄而上一哄而起，所以制订了中国制造2025城市指南，就是要各地区根据自己优势错位发展。”他指出，整合设立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基金，加快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增加工业转型升级投入，落实分省市指南，引导各地围绕优势领域率先突破，形成因地制异差异化发展格局。“由于各地方都有很多层面的产业发展基金，下一步要整合这方面的基金，方案正在讨论中，目前还没有比较明确的进展。”辛国斌强调，下一步将在七个方面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一是攻关键。以高端装备、短板装备和智能装备为切入点；二是强基础。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三是抓示范；四是促融合，积极培育“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五是提质量，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六是育人才，充分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七是优环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国企改革不是基于资产回报的算术游戏

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大改革方案，只有混改近期才有进展，管资本的改革基本上未有实质进展。尽管如此，有咨询机构日前给国企改革的效益算账。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黄河日前称，2016年底，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已达到131.7万亿元，企业营业收入达到45.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2.3万亿元。但国有企业仍普遍面临着“大而不强”的问题，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例，全国国有企业ROE水平已从2013年的7.57%逐年下滑至2016年的5.18%，低于同期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15年ROE为8.75%）和世界500强企业（2015年ROE为8.19%）。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分两轮，第一轮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左右，那时是解决脱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兼并重组、下岗分流等。2016年下半年至今，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大大提速，这一轮国企改革核心特点从“管资产”转眼为“管资本”，一字之差，有非常大的区别。麦肯锡判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投资运营公司的改建和组建，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举措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点，麦肯锡还乐观预期，国企改革的成功实施和推广如果能带来10%-20%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的提升，这意味着国企利润总额每年将增长约4000-6000亿元，此外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同样意义重大。作为独立智库，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国企改革有很长时间了，事实上，安邦早在数年前就提出了以共同基金方式改革国企的系统解决方案，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思路，与安邦的国企改革构想有类似之处。不过，麦肯锡虽然拿资产回报做了乐观的算术题，但并没有考虑国企应该如何改革，以及改革如何才能达到成效。在我们看来，国企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有体制下，国企不可能形成效率机制，只能强化垄断机制。现在热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无助于打破旧机制、形成新的市场机制。

国资委称今年头四月央企资产负债水平保持平稳

央企作为国企的主干部分，其盈利水平具有较大的指标意义。5月24日，国资委公布数据显示，1-4月央企累计实现利润总额444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1%，主业经营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同比提高7.4个百分点。1-4月央企累计实现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3.3%和23.5%，均超过利润总额增速。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万亿元，同比增加1.3万亿元，增长18.6%，已连续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同时央企盈利结构不断优化。102家企业中盈利企业达98家，占企业数的96.1%。截至4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5%，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剔除所属金融子企业，中央企业实体经济平均资产负债率62.8%，近年企业资产负债水平总体保持平稳。此外，国资委公布，1-4月，电煤油运等重点基础行业稳产稳销。央企售电量同比增长7%，发电量同比增长7.7%；原煤产量同比增长9.4%；成品油产量同比增长1.2%；航空企业运输周转总量同比增长9.3%，水运企业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增长6.1%。同时，石油石化、冶金和矿业企业得益于总体经济态势稳步回升，收入同比大幅增长；通信、交通运输、现代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5%、14%、17.1%。

财政部否定穆迪调降评级不能缺少前提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5月24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同时将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穆迪提出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对此，财政部官员称，穆迪的观点说明一些国际机构对我国法律制度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财政部称，一方面，《担保法》、《预算法》已经对或有债务作出明确规定，即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因此，《预算法》实施后，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依法是指地方政府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担保债务，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债务。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也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预算法》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不论是中央国企、还是地方国企（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其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企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对国企承担责任。综合上述法律规定，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的说法不成立。如果完全依照法律来解释，财政部说的不错，国企债务不能由政府来偿还。事实上，近几年中央一直想切断地方政府与国企和融资平台的债务联系。不过，政府真能切断这种债务关联吗？多个例子显示很难，远的有1999年的债转股，近的有地方政府参与救助国企债务违约。如果不能真正切断债务和担保的链条，那么穆迪的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要指出的是，此次评级事件发生在中美“百日计划”放行外资评级公司进入中国之际，这可能对未来的政策执行会有一定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货物贸易主要障碍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更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避免因遭遇技术贸易壁垒而形成的高额损失，国家质检总局将支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措施企业服务中心。这是上海自贸区率先探索打造互联互通监管合作新模式，在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等方面开展多双边合作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国家质检总局标法中心副主任王力舟日前表示，当今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已渐渐淡出，一般的非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也波澜不兴，不过“我们做了连续12年关于贸易壁垒损害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技术性贸易措施越来越成为货物贸易的主要障碍，且造成重大损失”。所谓技术贸易措施，是指出口企业的商品在国外入境时，需要符合相关国家的技术法规规定的准入条件、认证标准等。围绕货物贸易，这些情况每天都在发生。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有40%的企业遭遇过技术贸易壁垒，直接损失高达933.8亿美元，新增成本247.5亿美元，二者相加超过千亿美元。国家质检总局标法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80%以上企业遭遇技术贸易壁垒的首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外国新修订和正在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其次是尚未形成靠前应对的主动意识，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

区域经济发展呈现5大新特点

随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成长速度逐渐趋缓，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均衡发展已成为近几年，有关当局推动经济政策时的主要考虑，日前北京社科院就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已呈现西快东慢、新兴产业蓬勃成长等五大新特点。五大特点包括，区域经济成长开始出现西快东慢、网络和科技电子等新兴产业蓬勃成长、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创新创业等区域创新速度加快、天津滨海新城等国家级新区日益茁壮等。社科院表示，随东部经济成长从2006年时的16.9%，下降到2016年上半年的7.6%，逐渐趋缓下探，西部地区有鉴于中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加速，仍保持8.0%的高速成长，且重庆、西藏等地的经济成长速度也达约10.6%，位居全国前列。社科院认为，预计今年随第三批自贸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等发展速度加快，该区域发展的趋势将持续，使东西部区域经济落差逐步缩小。另以产业来看，目前中国新兴产业占全国GDP比重已接近10%、东北地区着重推进去产能，中西部地区则致力于产业升级等，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就表示，未来国内区域合作将更加深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下，预计当前经济规模较小的内陆地区，将出现更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培育伟大企业”与“调控经济周期”谁更重要？

过去几个月，不少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处于过去5年以来最好的时刻，于是市场上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周期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乐观的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复苏，即所谓“新周期”；悲观的一方认为，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顶，并不存在“新周期”，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而在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看来，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新周期”存在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伟大公司涌现。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主要是要素的竞争，比如哪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后就变成企业的竞争，而全世界没有一个发达的大国，背后只有伟大的政府，却没有伟大的企业。中国的消费类企业在过去几年遇到了很多困难，原因在于许多企业无法跟随消费者收入的上升，同步提升自身的产品和品牌，于是消费者转向网购或海外品牌。政策制定者恐怕也看到中国缺少伟大企业的现状，近年来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和大飞机等一些领域开始大量投资，希望能扶植出一些国家冠军。但不管产业政策的效果如何，民营企业诞生伟大企业的概率恐怕要高于国有企业。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培育伟大企业与调控经济周期虽然看似不同，分属于微观和宏观，实际上涉及不同的政策选择和资源投放。相比于调动大量国家资源、频繁地运用财政货币工具去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我们认为，政府更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应该在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比如市场法治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如果在中国市场上产生了若干家“伟大企业”，这比拿出很多经济和政策资源去调控经济周期更有价值。说白了，国内在不同领域诞生出十个类似华为的企业，要比拿出几万亿搞宏观调控更有意义。

世界银行称全球变暖将导致贸易路线向北转移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日前在杭州举办的“2017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表示，从长期来看，全球变暖可能带来沿北线的新的贸易路线，这将导致亚欧贸易流改变、欧洲地区内贸易转移、北极货运交通增多以及苏伊士运河货运量的大幅下降。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压力，各国可能通过对污染物流征税，或者通过规定排放上限和排放交易来限制排污，此举将推升对绿色物流的需求，导致运输模式向绿色解决方案或多式联运解决方案转型，其中公路运输将继续发挥主要作用，特别是在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运输工具也将会更加注重环保。不过，环保压力将进一步推升物流成本，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全球平均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在13%左右，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美国和荷兰，物流成本占比在8%左右；而在效率最低的国家，物流成本高达25%。他同时透露，四五年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在16%至18%之间，而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15%以下，未来有望继续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会极大地改变物流的业态，比如自动货车最早可能会在2020年代上路，给货车与火车运输带来显著变化，无人机或自动运货车可能会很快联通最后一公里，沿供应链的仓库可能会使用机器人而不是雇佣工人。同时，大数据正在成为分析预测的工具，它能够实现供应链和绩效监测的效率提升，影响定价策略，促进路线和时间安排、客户信息、隐私与安全保护实现最优化。最后，如果3D打印技术能在比目前的生产基地更接近市场的地点大规模使用，未来制造业对于互联互通的需求将会显著降低。

分析评论

如何看待中央要将改革试点推向全国

    5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

    从官方报道来看，此次会议审核和讨论的改革内容，涉及到《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等多项改革。从对市场的影响来说，我们认为有如下重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外商投资产业方面的改革。会议提出，“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负面清单模式，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要强调的是，中央坚持了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尤其指出了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性。按负面清单来管理外商投资产业，应该是在总结近几年搞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这种做法，对今后继续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会有帮助。

    二是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坚持定期评估和实时监测相结合、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制和有效激励相结合、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系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有效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从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规划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相通。不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这很难实行。现在，中央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约束开发活动，也是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已到了极限，不变不行。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环保执法将会有更大的力度、更严厉的措施。

    三是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问题。会议提出，“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强化安全技术保护，推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可以肯定，这一部分会成为引起最大关注和最多争议的内容。收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在国内不仅敏感，而且影响面很大。讨论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直未能实行，为房地产税推出做准备的全国不动产信息登记及联网遇到极大阻力，都显示了收集个人财产信息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如果这两件事未能推行之前，就要系统归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并有可能引发一定的资金外流。

    四是国内将正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意味着，在涉及公众利益的诸多领域，今后将会正式实行公益诉讼制度。一旦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推广，如果再放开媒体参与监督，估计会出现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这将在产业界、市场、消费者等各个领域引发不小的冲击甚至震荡。不过，公益诉讼制度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走向正常化，而且对相关领域都会形成倒逼机制。

中国发展到现在，过去的要素红利、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都利用得差不多了，随着财富增多和多种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遇到的问题增多，中国亟需新的改革来创造新的红利。就此而言，加快将改革试点全面推向全国有更大的需要，在重点改革领域上，应该优先选择有利于市场化的改革。

金融数据

最新股市行情2017年05月24日

最新外汇牌价：2017年05月25日07:10

国际主要黄金市场2017年05月25日07:1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