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观察

国资委将减少薪酬管理事项等以突出管资本

在国企改革方向上，国有资产监管逐渐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近日，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在精简国资委监管事项方面，做了如下调整。一是取消一批监管事项。如，减少对企业内部改制重组的直接管理，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减少薪酬管理事项，取消中央企业年金方案、中央企业子企业分红权激励方案审批。减少财务管理事项，取消与借款费用、股份支付、应付债券等会计事项相关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前备案。取消中央企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工会组织成立和工会主席选举等事项审批，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二是下放一批监管事项。即将延伸到中央企业子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企业集团和地方国资委。比如，将中央企业所持有部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和股权变动事项，企业集团内部国有股东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流转、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非重大资产重组、国有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转让一定比例或数量范围内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事项以及中央企业子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批权限，下放给企业集团。将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审批权限下放给省级国资委。三是授权一批监管事项，比如将结合落实董事会职权等试点工作，将出资人的部分权利授权试点企业董事会行使，同时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切实加强备案管理和事后监督。四是移交一批社会公共管理事项。

形势看点

国务院称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

5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着重谈到了“去产能”任务。会议称，今年以来，全国共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煤炭产能6897万吨，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63.4%和46%。但督查也发现供求关系阶段性变化导致去产能动力减弱，一些地方淘汰落后产能进度滞后，职工安置、债务处置、兼并重组难度较大等问题。会议强调，下一步，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扎实有效化解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在具体任务上，各地要限时将前期排查中发现的“地条钢”产能彻底取缔、拆除设备，严防死灰复燃。对列入年度去产能任务的煤矿要在11月底全部退出。淘汰、停建、缓建煤电项目的任务要尽快明确时限、责任到人。另外，会议还强调要把做好转岗职工分流安置放在突出位置。支持钢城煤城打造“双创”平台，加快培育新动能，强化就业困难职工托底帮扶。并要加强债务处置指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同时坚决控制劣质煤进口。

财政部多举措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

5月8日，财政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近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部署：（1）推进各地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网络平台建设。通知明确中国政府采购网是财政部依法指定的、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备案的唯一全国性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网络媒体，省级财政部门作为其地方分网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在管理和服务上扎实工作。（2）完整全面发布政府采购信息。通知要求，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制度，并推进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等信息公开。（3）健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机制，这主要体现在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内控管理、严格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和推送机制等方面。（4）加强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与监督，其中明确了将开展第三方评估。从2017年开始，财政部将委托社会力量开展对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第三方评估，重点围绕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平台建设管理、信息发布和信息推送的及时性完整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对评估结果予以通报。

4月CPI微幅反弹PPI增速再放缓

5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2%，环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4%。而4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1%，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保持基本平稳态势。其中，CPI上涨主要是受非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影响CPI上涨0.1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受鲜菜和猪肉等价格继续下降的影响环比下降0.6%，影响CPI下降约0.11个百分点。在PPI方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从环比看，4月份PPI由升转降，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0.6%，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1%。从主要行业看，价格有升有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则由降转升，上涨0.3%；价格由升转降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下降3.1%、2.6%和1.3%；价格降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分别下降4.2%和0.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4.1和0.3个百分点。对于CPI、PPI的未来走势，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预计，今年经济预计前高后低，下半年CPI通胀压力还会略减轻点。在PPI方面，由于终端需求并没有起来，随着补库存终结，对PPI起作用的还是需求，预计PPI涨幅下半年继续回落。

我国成立国家级创投母基金

为支持全民创业，中国近日正式成立国家级政策性创投母基金，规模近180亿元人民币（下同），该引导基金的80％将投资于新兴产业初创期、中早期领域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20％资金可直接投资于非上市成熟期企业。新华社报导称，该国家级创投引导母基金募集规模达178.5亿元，采合伙制形式，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共同发起设立。截至4月底，基金已投资参股子基金40档，承诺出资约45亿元，参股子基金规模合计约280亿元。报导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母基金是以股权投资基金为投资对象的特殊基金，又称“基金的基金”。业内人士认为，通过设立以母基金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引导基金，将政策引导性与商业合理性结合，可将财政资金由过去的拨款补助转变为投资，也可促进民间资金投入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有效投资，增加创业投资领域的资本供给。发改委指出，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健康医疗、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4大产业，应该成为中国新兴产业的主要投资方向。2015年1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年7月，专门成立的母基金和引导基金管理平台——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为该基金的管理机构之一，今年1月，该基金第1批出资人的首期出资到位。

从一季度各地区经济差异看中国经济结构趋势

一季度地方GDP涨跌各半，分化明显，并未呈现出与创一年半新高的全国GDP同步的态势，在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等分析来看，除了强者恒强拉动全国增速外，地方数据“挤水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首先东三省虽然一季度GDP总量排名继续下滑，GDP增速依旧垫底，但呈短暂企稳态势，主要是供给侧改革下工业品价格回升给以国企为主的东北工业经济带来利好，此外去年一季度辽宁“挤水分”导致增速大跌，低基数令今年一季度的辽宁增长转正，虽然横向看2.4%的增速依然位居全国末位。其次，同样受益于工业品涨价潮，资源型省份的工业增速反弹明显，河北的钢铁、内蒙古和山西的煤炭均有不俗表现。第三，受全球经济短期回暖刺激，东部沿海省份GDP增速大多在全国增速之上，出口增速普遍在10%以上，同时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增长也非常迅猛，呈现出“工业由投资驱动，服务业由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的格局，对投资依赖程度较小，说明其在经济模式转型方面已经开始取得实效。与之相反，中部地区六省经济增速出现普遍下降，其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随着投入产出比持续走低而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总体来看，除了东部沿海的转型已经开始显现成效外，中国经济短期企稳本质上仍是依靠货币和地产驱动，持续性较为有限，而金融过度繁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未来金融去杠杆将是必由之路，亟待通过加快国企混改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方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4月中国原油及铁矿石进口减少可能并非趋势

2017年4月，中国原油进口降至837万桶/日，较3月创下的917万桶/日纪录高位减少近9%。表面上看，中国对这些自然资源的需求减弱了。但与之前月份的数据对比看又是另一幅景象。首先，2017年1至4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增加12.5%，至大约846万桶/日，远高于2016年平均进口量760万桶/日。这表明，尽管4月原油进口有所回落，但整体而言2017年以来中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跃升。其次，还需考虑到国内政策考量的影响。据悉，许多规模较小的私营炼油厂几乎已用完上半年的原油进口配额，有限的配额自然会导致第二季度的进口量减少，要恢复可能要到下半年。第三，成品油出口配额减少也可能造成原油进口下降。4月，中国成品油出口环比减少25.1%至350万吨，大约93万桶/日，这使得2017年1至4月成品油出口的同比增幅放缓至15%，低于第一季度的22.6%。再来看比原油跌得更惨的铁矿石。中国4月铁矿石进口减少13.9%至8223万吨，为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又给人一种利空的印象，但遵循前述思路可知并非如此。事实上，最近8个月中，中国铁矿石进口有4个月都超过9000万吨，其中2017年3月进口量就达到9560万吨，创下次高记录。铁矿石进口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受天气影响，3月澳洲西北部主要出口地区供应中断，而这最有可能抑制中国4月的进口。而且，因为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质量更高且成本更低，也会对中国的供应造成一定的替代。总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4月中国原油及铁矿石进口“双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短期内还无法判断出中国的需求放缓。

要重视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困境

虽然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但客观上上游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负担。比如海通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日前指出，2016年供给侧改革造成了利润在行业间、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再分配。（一）利润在上下游再分配。供给侧改革主要改的是煤炭、钢铁、有色等严重过剩的行业，在缩减产能的同时出现了相关产品价格（特别是黑色系价格）大幅涨价的现象，而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又与各行各业原材料息息相关。部分议价能力不强的中下游行业，产品缺乏涨价基础，但成本又在上升，因而利润受到挤压，供给侧改革导致利润在上下游之间再分配。（二）利润在国企、民企间再分配。从行业企业结构看，上游行业诸如采掘、钢铁、有色行业，龙头多为国企；下游行业诸如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医药生物等则以民营企业为主，竞争较为充分。因此，在上下游受益不均的同时，利润也在国企、民企间进行了再分配，民营企业显然是受到挤压的那一端。上述趋势可以从数据上得到印证，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四季度规模以上企业中，国企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为20.4%，是各类型企业中最高的，其次是外企和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利润增速仅为2.1%；2017年1季度，国企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8.2%和70.5%，私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仅有12.8%和15.9%，股份制企业也仅有15.2%和30.2%，均远低于国有企业。安邦研究员认为，首先国企营收和利润大幅改善有前期低基数的原因，但客观上需求端尤其是居民消费的相对乏力导致集中在下游的民营企业无法应对上游价格上涨的压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民企的信用风险出现上升，比如近期山东等地民营企业爆发债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就是原材料价格的短期暴涨。

国内可推进耕地治理修复与土地出让挂钩

由于多年追求产量增长，过度的农药化肥和周边工业污染导致我国农用地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据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5月7日透露，目前我国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其中耕地土壤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在煤炭大省山西，由于长期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和含重金属的工业废水、废渣排放，加上化肥、地膜、农药等的大量投入、秸秆处理不当以及禽畜粪便导致的面源污染等因素，造成了当地严重的土壤污染情况。对此，山西省日前印发了《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2017年行动计划》，2017年将重点实施2个农用地类和6个污染地块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以城市周边污灌区、受污染耕地集中区域为重点，全省共启动3000亩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项目；同时，要求各地全面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强化土壤污染监测调查，今后将严格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农药、铅蓄电池等重点行业以及其他排放重点管控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对此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在处理土壤污染时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要认识到治理土壤污染本身就是产业，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而相比于去年1-3季度就超过2000多公顷的土地出让面积而言，山西一年200公顷的耕地修复力度并不算大。对此，政府需要考虑创新制度和政策，比如将土壤污染的治理与土地的出让挂钩，从而更好地提高各地政府对国土治理的投入和积极性。

应从战略高度布局国内人工智能研究及产业体系

2005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6万件。特别是2010至2014年，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7成，全球各大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纷纷加快研发脚步抢占先机。日本经济新闻对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1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AI相关专利申请进行了调查，在可获得准确数据的2014年，AI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为8205件，与2010年的4792件相比大幅增加70%。日本ASTAMUSE公司进行了数据统计，该公司技术信息部部长川口伸明表示：“2015、2016年的申请数超过了2014年，刷新了最高纪录”。按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2010至2014年中国专利局收到的AI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累计达到8410件，是2005至2009年间（2934件）的2.9倍。从总量上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虽然低于美国，但增长率遥遥领先。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的新领域/融合综合部（IT/机器人）部长平井成兴表示，“在深度学习等热门领域，中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专利申请不光有数量，（也有质量）”。另一方面，同一时期日本专利厅收到的专利申请从2134件减少到2071件。另据媒体报道，今年较早时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美国、中国和日本位列前三，占全球总申请量的73.85%。第四名德国的AI专利申请量仅为中国的27.8%。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尽管在人工智能（AI）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上，我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光有数量是不够的，更应注重专利质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AI）前沿领域（如医疗、城市交通、安全、教育等）。另外，我国政府应该奠定坚实的基础，为AI发展提供有启发性的目标，刺激私企的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从国家战略上讲，应设立由强大的工业和经济体系，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和国际政策体系组成的大AI体系。

IMF称亚太经济体应及早应对老龄化

在中国正步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之时，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予以应对，变得日益急迫。5月9日，IMF发布《区域经济展望：亚太版》称，虽然亚洲经济前景向好但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中期内劳动生产率增速可能不足以抵消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且其中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及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最为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投资疲软、贸易动力不足、人力资本形成放缓、资源错配至低效部门等。报告认为，为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亚太区国家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而且各国在结构性改革中应优先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除了要及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特别关注维持债务可持续性。报告还强调要保持经济开放和推动服务业开放。对于前者，报告援引实证研究结果强调，经济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提高生产率十分重要，这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如此。各国应通过进一步提高吸收能力和增加国内投资，优先利用近期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于后者，相应国家应重点提高研发支出的效率，采取措施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支持贸易一体化，推动服务业开放。

分析评论

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是“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都必须跨越这个阶段。根据IMF的统计，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113美元。不论是用人均GDP，还是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中国（大陆）都还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均3976美元-12275美元）。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财富增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变得十分现实。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也被称为“拉美陷阱”。20实际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但此后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高企，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最终没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仅如此，还有反例。根据麦迪森数据，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还从高收入国家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自此以后，“中等收入陷阱”就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必须过的一道坎。

不过，要迈过这道坎并不容易。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1950年到战后最严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除了近20个在二战前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从各国经济发展来看，中国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面对艰巨而迫切的挑战。实际上，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国内在很长时间里争议不断。学术界对此多有讨论，普遍认为中国还没有但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2015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公开撰文，认为中国今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的可能性大于50%，反驳了“中国没有陷阱威胁”的看法。国内学者贾康最近表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统计现象，是客观的世界之局中可观察到的真问题，对于要完成现代化“中国梦”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顶级的真问题。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早在2014年就指出，从某些特征来看，中国不是跨越陷阱的问题，而是已经掉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如何爬出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经济问题，比如分析拉美国家掉入陷阱的成因时认为，有些国家过于强调重工业发展，过于强调投资，没有及时向消费社会转型等等。不过，作为独立智库的安邦咨询对此有不同看法。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最近谈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确很重要，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同样也很重要。对此问题，陈功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相对概念，不仅仅中国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存在，只是量级不同。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或产业问题。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制度陷阱”，而不是“收入陷阱”。

许成钢教授也是“制度陷阱”一说的积极赞同者。在他看来，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战争，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任何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没有能力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许成钢认为，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还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确切。曾有研究机构针对“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调研，发现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大多是与制度因素相关，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只是制度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承认制度因素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寻找解决问题“药方”的思路就不同了，其重点不在寻找经济要素，而是在推动体制改革和机制建设方面。比如，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未能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公平性，制约了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升级。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要去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再比如对社会利益固化问题，相应的体制变革就要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此外，由于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在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过程中，如果不解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私人的利益问题，就难以真正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个“制度陷阱”。中国要想成功跨越这个陷阱，根本上还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只有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前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多种特征，就可能长期伴随中国。

金融数据

最新股市行情2017年05月10日

最新外汇牌价：2017年05月11日07:10

国际主要黄金市场2017年05月11日07:1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