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观察

国务院首次以资金土地奖励真抓实干地方

中央对先进地方的激励措施开始从过去更多的荣誉性表彰，向与资金、土地直接挂钩的方式转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2016年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6个省（区、市）、90个市（地、州、盟）、127个县（市、区）予以表扬，并相应采取24条措施予以激励支持。其中，财政部今年根据考核等情况，最终确定奖励范围是7个市、24个县，总体安排奖励资金约6亿元；国土资源部确定今年10个市（盟）、44个县（区、市）获得奖励，计划奖励指标共计是9.1万亩。据了解，财政部主要选择考核的重点指标具体包括8个方面：预算执行进度，财政收入质量，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款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预算公开情况，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与督察相关的扣减指标等。在具体奖励措施中，直接给予资金、土地指标奖励的有5条；在资金分配、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的有10条；在改革试点、功能区升级、融资发债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的有8条。此外，对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地方，给予“免督查”的激励措施。今年财政部将对于排名靠前的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陕西、新疆、厦门、深圳等10个省市给予奖励。然后，由这10个省市推荐本地区财政管理工作的先进典型市县，每个省原则上推荐1个市、3个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此表示，通过奖励土地指标等方式，能够更好地抓住地方政府的需求点，对于鼓励地方政府落实重大政策措施将会有非常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形势看点

汪洋副总理称支持地方在自贸区大胆试自主改

我国目前有11个自贸区，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地。5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省部级干部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专题研讨班上表示，自贸实验区要在制度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要坚持立足实际，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支持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汪洋表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开放面临新形势，对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在制度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核心，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大胆探索、攻坚克难，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一大批重要成果复制推广到全国，在改革开放全局中发挥着引领性、标志性作用。在具体措施方面，汪洋认为，要进一步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进一步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要坚持立足实际，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要及时总结评估，加快复制推广，注重提高复制推广的质量和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各地试点任务落地。

4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速下滑贸易顺差同比微增

5月8日，海关总署公布我国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情况。其中，4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22万亿元，增长16.2%。其中，出口1.24万亿元，增长14.3%；进口9791亿元，增长18.6%；贸易顺差2623亿元，扩大0.6%。汇总前4个月数据后，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4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0.3%。贸易顺差7150亿元，收窄26.2%。在对不同国家的贸易中，前4个月，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总值1.24万亿元，增长15.5%，占我外贸总值的14.8%。对欧贸易顺差2571.6亿元，扩大4.8%。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1.18万亿元，增长20.3%，占我外贸总值的14%。其中，我对美国出口8333.5亿元，增长17.8%；自美国进口3441.3亿元，增长26.8%；对美贸易顺差4892.2亿元，扩大12.2%。东盟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1.06万亿元，增长24.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2.5%。对东盟贸易顺差1099.6亿元，收窄18.7%。日本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6404.9亿元，增长17.9%，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7.6%。对日贸易逆差419.9亿元，扩大1.9倍。此外，前4个月，铁矿砂、原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其中铁矿砂进口均价为每吨553.4元，上涨73.8%；原油进口均价为每吨2680.5元，上涨59.7%；煤进口均价为每吨615.1元，上涨96.3%。但需要指出的是，若以美元计价，4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8%，进口同比增长11.9%。

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完善授权与退出机制

今年是农业品牌推进年，即将到来的5月10日又是国务院新设立的“中国品牌日”，农业品牌自然成为眼下人们热议的话题。截至2016年底，农业部已认证登记“三品一标”优质农产品10.8万个，农产品注册商标已达240余万件，不过除了少数诸如洛川苹果、五常大米、西湖龙井、赣南脐橙等著名品牌外，我国农业总体依然面临产品多品牌少、普通品牌多知名品牌少、初加工品牌多精加工品牌少等问题，“千家茶企不敌一家立顿”成为农业品牌短板的一个缩影。与以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品品牌战略不同，农产品独有区域公用品牌这一概念，常以地域整体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所以需要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营造。然而在目前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中，虽然各地对申报、推广区域公用品牌比较重视，但对公用品牌的授权、监督、管理滞后，缺乏相应的授权与退出机制，出现了区域公用品牌“泛用”和未授权生产主体“滥用”等问题，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公地危机”，或者面临政府积极推广、企业并不买账的窘境。对此农业部市场司司长唐珂表示，政府需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完善品牌诚信体系，构建社会监督体系，杜绝套牌和滥用品牌行为；探索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和星级管理制度，使农业品牌能进能出。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则认为，企业家要以区域公用品牌作为背书，以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作为主体走向市场。据陕西洛川苹果协会办公室主任雷永刚介绍，洛川采取“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捆绑使用的办法，全县地标授权企业达154家，依照“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支撑、合作社为纽带、营销大户为基础”的思路，采取财政奖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手段，支持品牌做大做强。

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要避免三个“自我膨胀”

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从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两年多，各种行动日益推进，也到了盘点成果，总结得失的时候了。中国社科院亚太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日前撰文称，过去几年，中国避免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错误，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还需要在如下三个方面避免落入“自我膨胀”的陷阱：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避免走向“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反面，在另一个方向犯下错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只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带一路”越普惠越能成功的结论。相反，要防止“一带一路”倡议被泛化最终被虚化的风险。叶海林认为，中国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可能通过为全球提供互联互通来维持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推进得越顺利，就越需要警惕圈子越划越大的冲动。中国要把自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至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阶段，深度要比广度重要得多。中国不能仅仅以“一带一路”在范围上的扩大为政策目标。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注意保持参与国之间责权利的平衡，要特别注意避免出现“搭便车”现象。搭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值得鼓励，但对“搭便车”必须警惕。“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大规模的援外工程，市场原则必须坚持。否则，不论中国的技术能力、财政能力有多强，最终都无法持续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撑。此外，“搭便车”易在成员国之间造成新的隔阂与攀比，最终伤害“一带一路”的长期效果。中国在周边战略的推行过程中，会存在外交目标排序。但这种排序和偏好不能体现在“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差别性待遇上，更不能以违背市场原则的方式牺牲“一带一路”实施项目的接入标准。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在尊重区域原有架构和创造性介入之间保持平衡，以是否有利于地区一体化的实现为衡量标准。尽管不干涉内政，始终并继续应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教条而机械地理解“不干涉内政”显然无法帮助中国解决“一带一路”遭遇的地缘挑战。中国既不能无视“一带一路”与地缘问题的关系，也不能过度自信，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从经济角度解决这些矛盾。

目前已有超过一千个市县不动产信息接入全国

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全国联网作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重要举措，正在稳步推进。据报道，目前超过1000个市县的不动产信息平台端口已经接入全国，其中浙江、福建等省份也完成了全省不动产信息端口与全国的对接。根据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一制度包括登记机构、登记依据、登记注册和信息平台四统一，目前四统一的前三项已基本完成。最后一项“信息平台”，也就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全国联网有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明年投入运营。据称，全国不动产信息系统，在功能上类似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不同的是，企业信息系统任何人都可以查询，而不动产信息系统需经房产所有人同意才能查询。有分析人士指出，当该信息系统完成后，从长远来看是能抑制投资性需求的。对投资客来说，他们不停地炒房、换房，可能会留下一些房产的信息和记录，这些信息和记录，从以后的调控角度来说，比如限制贷款、限制买房资格方面，对这部分群体也会有一些影响。

全国耕地保有20.24亿亩但质量不容乐观

今年初，国土资源部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中明确到2020年，我国将维持18.65亿亩的耕地保有量，到2030年这一指标降到18.25亿亩，传统的18亿亩红线仍获坚持。5月5日，国土资源部发布《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称，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3495.66万公顷（约合20.24亿亩），2016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33.65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29.30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4.35万公顷（65万多亩）；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3906.82万公顷，新增建设用地51.97万公顷。2016年，全年开展并验收土地整治项目13406个，建设总规模为333.73万公顷，新增耕地17.58万公顷，总投资618.75亿元。公报还显示，2016年全国地质勘查投资780.8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减少13.2%。当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156处，其中，油气矿产地22处，非油气矿产地134处；煤炭、锌矿、金矿和磷矿等重要矿产均获得较多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我们注意到，2015年底全国实有耕地面积约20.26亿亩，这意味着，2016年减少耕地约200万亩，与国土部所称的净减少4.35万公顷有出入。要指出的是，虽然20.24亿亩耕地比18亿亩耕地红线多了2亿多亩，但这只是总量，没有考虑耕地质量问题。据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掌握的数据，现有耕地中包括难以稳定利用的耕地和根据国家政策需要逐步调整退耕的耕地，2015年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保有量只有18.65亿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在15.6亿亩以上。也就是说，耕地红线仍然不容乐观。

C919背后的战略考量是拉动中国产业升级

中国花9年时间研制C919大客机，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挑战欧美在航空领域的垄断地位，展现大国实力，而是有着宏观战略上的考量。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往往通过重大战略性产业来拉动国内产业升级、形成产业集群，这种策略在高铁、核电、航天等产业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高铁除了制造产业体系，还会拉动沿线的旅游、商贸、房地产、文化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航天产业会带动火箭设计与制造、卫星产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石化工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核电会带动设备制造、建筑、施工安装和设计技术服务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测算，认为每增加1元核电投资，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3元，增加社会总产出3.04元。发展商用大飞机制造同样有这种考量。据中国商飞公司称，C919的生产以中国商飞为主制造商，由24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36所高等院校共同参与，包括宝钢在内的16家材料制造商和54家标准件制造商成为大型客机项目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可见，C919诞生的背后是一条产学研相融合的高科技产业链。此外，获得中国大型客机项目的供应商，均与中国航空制造企业建立了合资公司。这样的股权安排，一是降低了具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合作者的风险，二是为了中国的航空制造业能够很快融入到世界航空产业链条中。由此可见，以航空工业为主带动上下游诸多产业集群式发展，这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各地为了刺激创业投资而出台鼓励政策

近期，云南、黑龙江、四川、浙江等地都专门出台了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些意见都强调要将创业、创新以及创投有效结合，以创投资金促进各个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工和大学生等进行创业。其中，浙江提出到2018年底全省创业投资资本规模达到1000亿元，云南鼓励具有资本实力和管理经验的个人通过依法设立一人公司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黑龙江则提出用创投资金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的创业活动。分析认为，部分地方出台创投新政拉动投资的原因在于今年以来各地投资增速并不高，特别是去掉物价因素后工业投资增速比较低，实际新开工速度放慢。今年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数比去年同期增加的只有北京、天津、福建等10个地区，其余均为负增长，有的地方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比去年减少了5000多个。新开工项目数明显加快的地区不多，重庆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75个，天津、新疆、宁夏、福建分别增加了603、543、163、133个，北京、山东、湖南、四川、贵州一季度新开工项目增加数都低于100个。对此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慧勇指出，现在制造业投资放慢，很多接近饱和的产品无论是提高质量还是降低价格，对整个行业都不会起到大的刺激作用，另外，农村居民和弱势群体购买力较低也影响到了消费。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后首次出现上涨。安邦研究员认为，面对工业投资的饱和状态，部分地区寄期望于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来引导民间投资等社会资本投入，但中国在转型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直接代替企业进行市场投资的决策，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体系和市场法治，提高群众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意愿。       

        中国葡萄酒市场影响力显示向消费社会转型

目前就葡萄酒市场出现的一个变化来看，在高端市场，中国消费者曾经被很多出口商视为不识货的小卒，但现在这些消费者正变得愈发精明和博学，被低迷的欧洲葡萄酒市场看成了潜在的救星。葡萄酒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总部位于伦敦的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的中国学生与英国学生几乎一样多，而法国波尔多大学也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同时，中国葡萄酒酿造商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定，二是高效。2016年，中国葡萄园总面积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西班牙。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商往往获得地方政府的帮助，他们大举投资于新的葡萄酒园，建造的“酒庄”比卢瓦尔河谷或好莱坞的任何酒庄都更加风景如画，吸引着中国的葡萄酒游客。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葡萄酒进口的戏剧性增长趋势延续下去，那么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将得到显著增长。就目前来看，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增速温和，但英国消费者显然对中国葡萄酒显示出了超出预期的兴趣，中国葡萄酒已在英国塞恩斯伯里超市以及连锁酒类商店WINE RACK上架。很多中国葡萄酒酿造商对市场趋势的反应是收购外国葡萄园和酒庄，特别是中国在澳大利亚葡萄酒酿造领域的投资加速迅猛，而且据估计，近200个（规模相对较小）波尔多酒庄目前由中国投资者所有，今年4月初中国买家也再次在波尔多期酒品鉴会上大举出动。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变化中其实就是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的例证，同时也显示出一旦中国转向某个消费品行业，它会很快由单纯的消费市场变成消费品供给者。

中国应多举措应对未来可能的中美贸易摩擦

近来，特朗普政府在金融监管和医保改革上有所进展。面对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政策措施以及其对于中国的冲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近日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而加速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的最佳策略。管涛认为，基于对中美双方贸易、双边投资、汇率政策的梳理，现有中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而中美汇率相对稳定也是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的。未来，美国经济政策将会在税收政策、基建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方面有一些变化。但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意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在短期和中期都应该有应对策略。具体来讲，短期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比如说中方可以通过官方或者国有企业的渠道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中国可以加快国内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非敏感服务行业的开放。从中期来看，中国需要多边应对策略，一个是利用多边的国际体系，从法律上抵制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比如利用多边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来反击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第二，中方应该加强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比如说通过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议领导和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分析评论

如何看待50号文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5月3日晚，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在中国经济明显回暖和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为何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这对地方政府融资环境会有何影响？各级地方应该如何适应形势变化？地方治理目标今后是否应该调整？都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

在长期进行政策跟踪的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50号文并非横空出世，它是2014年的国务院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2016年的88号文（《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进一步延伸。在预算法修改之后，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成为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们看来，中央政府的政策逻辑是：管好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严控增量债务扩张，规范地方融资方式，严控地方债务恶化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实际上，43号文出台后，国务院一度想对地方债务扩张立刻刹车，但由于该文涉及停止地方优惠政策，在巨大的市场惯性、政策惯性以及政府失信的压力下，引起了很大的市场反弹，国务院后来做了让步，暂时搁置了执行此文。不过，政策改革的逻辑依然存在，时隔两年多之后，强化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再度“杀到”。

从50号文的内容看，我们认为有如下内容值得重视：

一是继续切割政府信用与融资平台公司的关系。文件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管理，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干预融资平台公司日常运营和市场化融资。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行为。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二是地方政府要少举债，更不能乱举债。50号文明确表明，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参与PPP项目、设立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任何股权投资方式额外附加条款变相举债。

三是进一步强调开前门，堵后门。50号文明确要严格执行预算法和43号文的规定，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此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除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不得承诺为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融资承担偿债责任。

四是地方政府如果违规将面临联合监管、联合惩戒。联合监管部门包括财政、发改、司法行政机关、人民银行、银监、证监等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协会、资产评估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监管对象包括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融资平台公司、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惩戒手段既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行政手段、信用惩罚等。

整体来看，50号文对于地方政府的直接或间接举债是一次全面收紧，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下属机构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关联，要做全面的切割。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信用环境将会显著收紧，地方能否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融资问题，将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官员们恐怕需要转换思路，重新看待市场环境建设问题。最要紧的是，以后地方政府举债真的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弄不好还会影响乌纱帽。

金融数据

最新股市行情2017年05月08日

最新外汇牌价：2017年05月09日07:10

国际主要黄金市场2017年05月09日07:1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